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24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发表演说，表示美国将重新致力于维持和发展北约等美国的同盟关系。他还对盟国重点谈到了中国在军事和非军事领域带来的紧迫威胁。
以下是布林肯国务卿讲话全文的翻译：
重新强调并重新构思美国的同盟关系
下午好。
几个星期前，就在出任国务卿后不久，我直接与美国人民讲了话。我说，我的头号工作是确保美国的外交政策为他们带来成果—也就是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安全，为他们的家庭和社区创造机会，并应对对他们的未来有着越来越大影响的全球挑战。
我当时说，我们将为美国人民带来成果的一个关键方式是重新强调并重新振兴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同盟与伙伴关系。
正因为如此，我本星期来到了布鲁塞尔。我现在是从北约总部对你们讲话，北约这个条约同盟捍卫欧洲和北美的安全与自由已将近75年。
如今，美国人在某些事情上有分歧，但是同盟和伙伴关系的价值不在其中。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近的一项调查，九成美国人相信，维持我们的同盟是实现我们外交政策目标最为有效的方式。九成！原因并不难理解。他们看到了我们面临的威胁，—像气候变化、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经济不平等、一个越来越强势的中国—他们知道，美国与伙伴们一道应对它们而不是单枪匹马来做，要远远更好。而且我们所有的盟友都可以这样说。
如今的世界面貌与几十年前我们打造了我们很多同盟时相比，大为不同，甚至与四年前相比也大为不同。威胁倍增。竞争激化。权力格局发生了转变。对我们的同盟关系的信任动摇了—包括对彼此的信任和对我们的承诺的坚定性的信任。在我们的同盟各处甚至内部，在我们面临的威胁或者如何面对它们的问题上，我们并不总是看法一致。我们在民主与人权上的共同价值观正在受到挑战—不仅仅来自我们各国的外部，也来自内部。而且新威胁的步调正在超出我们建设必要的防御威胁能力的努力。
然而，所有这些都改变不了我们需要同盟的事实—现在与以往相比同样甚至更加需要。我们面对的挑战是调整与更新这些同盟，让它们能够面对今天的威胁，并在眼下继续为我们人民带来成果，就像在过去所做的一样。
今天，我要论述如何做到这一点。
首先我要界定我们面临的共同威胁。接下来，我要讲讲我们需要做什么来重新强调和重新振兴我们的同盟，好让这些同盟不仅抵御这些威胁，还保护我们共同的利益与价值观。最后，我将阐明我们的盟友能期待美国做什么，而我们又期待我们的盟友做什么。
这从确认我们今天面临的最紧迫的威胁开始。
在我看来，有三类。
首先是来自其它国家的军事威胁。我们在中国威胁航行自由、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以越来越先进的军事能力把目标对准印-太各处国家的做法上看到了这一点。北京的军事雄心逐年递增。伴随着现代技术的现实，这些曾经似乎在世界另一边的挑战已经不再遥远了。我们还在俄罗斯为挑战我们的同盟并破坏保障我们集体安全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而发展出的新的军事能力与制定的战略上看到了这一点。这包括莫斯科在乌克兰东部的侵略、扩充军力、大规模演习和在波罗的海与黑海、东地中海、北极地区的恐吓行为、核能力现代化以及在北约领土对批评者使用化学武器。
除了中国和俄罗斯，诸如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地区行为体正在寻求威胁美国盟友与伙伴的核与导弹能力。
第二类是来自很多同样这些国家的非军事威胁—威胁我们安全的技术、经济和信息手段。这包括利用虚假信息行动和武器化的腐败来助长对我们民主政体的不信任、针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盗窃知识产权的网络袭击。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公然经济胁迫到俄罗斯利用虚假信息来侵蚀对选举和安全有效疫苗的信心—这些咄咄逼人的行动不仅仅威胁到我们单个国家，也威胁到我们的共同价值观。
第三类是诸如气候变化和新冠病毒这样的全球危机。这并不是由某个具体政府构成的威胁，它们是全球性的。温度上升、海平面升高、风暴越来越猛烈，影响到从战备状态到人类迁徙规律到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就充分表明，我们的健康安全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我们的强壮程度取决于我们最薄弱的环节。
我们还面对往往跨越所有这些类别的全球恐怖主义。我们虽然已经大大削弱了恐怖主义威胁，但这个威胁仍然重大，尤其是当团伙与个人得到政府支持和庇护或者在无人治理地区找到栖身地的时候。
如今的很多这些威胁在我们组建同盟时并不是我们首先考虑的。有些当时甚至根本不存在。但我们的同盟的最大实力是：它们被打造得具有调整能力—随着新挑战的浮现而不断演变。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如何能够对它们加以调整。
首先，我们必须重新致力于维持我们的同盟—并维持把这些同盟维系在一起的共同价值观。
当美国遭到9/11袭击时，我们的北约盟友立即并一致启用了第五条款—对一国的袭击就是对所有缔约国的袭击。这仍然是史上唯一一次启用第五条款—而且是为了保护美国。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今天，我们的盟友也可以期待我们也会这样做。正如拜登总统上个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所说，你们可以相信我们坚定不移的誓言：美国全面信守对北约的承诺，包括第五条款。
这是我本星期在北约对我们的盟友重新强调的誓言。
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我对我们的日本和韩国盟友表达了同样的承诺，我们最近与它们完成了负担分享协议的谈判，这个协议将在今后的岁月里帮助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我们建立同盟是为了捍卫共同的价值观。所以，更新我们的承诺需要重新强调这些价值观和我们誓言保护的国际关系的根基：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在这方面我们有重任在前。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主政体如今都在应对挑战—包括美国。我们面对深层的不平等、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政治两极化，其中每一个问题都削弱着我们民主的韧性。
这需要我们所有人展现出一向是这种体制最伟大的力量—我们的公民和我们对他们改进我们的社会和机制的信心。对我们的民主的最大威胁不是它们有缺陷—它们总是有的。最大的威胁是我们的公民失去了对民主政体纠错能力的信任—对落实我们组建一个更为完美的联盟的建国承诺的信任。使民主不同于专制的是我们公开面对自身缺点的能力与意愿—不是假装它们不存在、忽视它们、把它们遮掩起来。
我们还必须让彼此信守我们同盟的核心价值观—正视世界各地民主的衰退。当有国家在民主与人权方面退步时，我们都必须大声发言。这就是民主国家所作的：我们公开应对挑战。我们还必须帮助那些国家走回正确的方向，方式是加固民主的护栏，比如自由与独立的媒体、反腐机构和保护法治的机制。
这也是重新致力于维持我们的同盟的含义所在。
第二，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同盟现代化。
这从改善我们的军事能力和战备状态开始，以确保我们维持牢固和可信的威慑力。例如，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战略核威慑保持安全有效，特别是考虑到俄罗斯的现代化。这对我们维持对盟友的牢固和可信的承诺来说至关重要，即使我们也在采取步骤进一步减少核武器在我们的国家安全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还将与我们的印-太盟友合作应对该地区范围广泛、错综复杂的安全挑战。
我们必须拓宽我们的能力，以应对经济、技术和信息领域的威胁。我们不能仅仅采取守势，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方式。
我们已经看到北京和莫斯科如何越来越利用对关键资源、市场和技术的准入来向我们的盟友施压并分化我们。当然，每个国家都自行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是我们不能把经济胁迫与其它形式的压力分开。当我们其中一国受到胁迫的时候，我们应当作为盟友做出回应，并共同努力，通过确保我们的经济相互之间而不是与我们的主要竞争者有更多的融合，来减少我们的薄弱之处。这意味着合作开发尖端创新，确保我们的敏感供应链具有韧性，制定将监管新兴技术的规范与标准，让那些破坏规则者承担代价。历史告诉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更多的国家会选择我们一起打造的开放与安全的空间。
我们必须扩展我们应对跨国威胁的能力—特别是气候变化和类似新冠病毒这样的大流行病。这些挑战如此巨大—应对它们的必要措施是如此的深远—处理它们必须与几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整合在一起，并与范围广泛的伙伴相协调。
第三，我们必须一起组织由盟友与伙伴结成的更广泛联盟。
太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同盟和伙伴关系彼此隔离开来。我们在把它们凝聚到一起方面做得不够。但我们应当这样做。因为实力与能力互补、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在一起的国家越多，就越好。
正是这种设想促使几个国家组成了我们所说的“四方”—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拜登总统最近主办了“四方”首次领导人级别峰会。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景，希望看到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健康的印-太地区，不受胁迫的束缚，并立足于民主价值观。我们形成一个优秀的团队。我们的合作将加强并行展开的努力，确保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安全，并扩大安全、平价和有效疫苗的生产和均等的获取渠道。
深化北约-欧盟合作是另一个例子。在诸如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健康安全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问题上扩大合作，将帮助打造我们应对当今威胁的韧性和准备能力。当我们挺身捍卫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想想美国刚刚联合加拿大、欧盟和英国对在新疆对维吾尔犯下暴行的个人所施行的制裁。中国随后对欧洲议会成员和欧盟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学界人士和智库所施加的报复性的制裁更加表明，我们坚定团结地站起一起是多么的重要，否则就有可能会发出霸凌起作用的信息。这包括与我们在欧洲的非北约伙伴国不离不弃，它们当中有很多在北约同盟的前线继续与我们坚定站在一起。
我们还将把目光超越国家政府，投向私营领域、公民社会、慈善组织、城市和大学。多元、基础广泛的合作是保护全球公域的关键—这些资源是所有人都有权分享并获益的，而目前正在受到我们的对手的侵蚀。
想想5G。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带来重大的监控风险。我们应当把瑞典、芬兰、韩国、美国等国家的技术公司聚集到一处，并利用公共和私人投资来促成一个安全和可信的替代选项。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全球各地与跟我们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发展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些伙伴关系中有如此大量的投入—这样我们能够走到一起，以创新方式解决这类新挑战。
对任何怀疑我们这种合作能够实现什么的人，我要指出科学家们前所未有的合作，他们跨越机构和边界，分享了数以百计的病毒基因序列—这种研究功不可没，帮助以创纪录的时间发现了好几个安全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这些疫苗中的第一种疫苗的开拓者是一位在土耳其出生、在德国长大的科学家，与人共同创办了一家欧洲制药公司，该公司又与美国一家公司合作，生产这种疫苗。
此刻，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许今天在听我的讲话时会说：“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能期待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因为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过去几年来，信任已经遭到了某种程度的动摇。
所以，让我明确谈谈美国可以向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作出的允诺。
当我们的盟友承担它们应有的那份负担时，它们将合理期待在决策过程中有公平的发言权。我们将尊重这一点。这从与我们的朋友进行早期和经常性的磋商开始。这是拜登-哈里斯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部分，这是我们的盟友已经看到并赞赏的一个变化。
我们将把我们的盟友发展更大能力的努力视为资产，而不是威胁。盟友更强大，同盟也就更强大。在美国发展我们的能力以应对我今天阐述的这些威胁之际，我们将确保这些能力与我们的同盟兼容—而且它们有助于加强我们盟友的安全。我们反过来将请求我们的盟友也这样做。
美国不会强迫我们的盟友对中国作出“我们或他们”的选择。毫无疑问，北京的胁迫行为威胁着我们的集体安全和繁荣，而且北京正在竭力着手破坏国际体系的规则以及我们与我们的盟友的共同价值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国不能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共事，例如，像气候变化和健康安全这样的挑战。
我们知道，我们的盟友与中国有着复杂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完美地对齐。但是我们需要一起摸索应对这些挑战。这意味着与我们的盟友共事，缩小诸如技术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差距，北京正在利用这些领域施加胁迫性的压力。我们将依靠创新，而不是最后通牒。因为如果我们一道努力，把我们对国际秩序的积极愿景变为现实—如果我们挺身捍卫我们知道为人类智慧、尊严和联系提供了最佳条件的自由和开放的体制—我们充分相信，在任何公平的竞争场地，我们都能够胜过中国或任何国家。
我们会永远尽我们的一份力，但是当我们的盟友也在尽他们的一份力时，我们也将予以承认。让我坦率地说：这经常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在跨大西洋关系上。我们承认我们的很多北约盟国在改进防务投入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包括在朝着实现2024年以前把GDP的2%投入于防务开支的威尔士承诺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全面落实这些承诺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也承认，有必要对负担分享采取一种更为全面的观点。没有任何单一数字能够完全反映一个国家对保卫我们集体安全和利益所做的贡献，特别是在一个有越来越多的威胁无法用军事方式应对的世界。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盟友有着独特的能力和比较优势，他们将以不同的方式来承受他们应有的负担。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为自己设立的目标或者少做努力。事实上，我们面临的共同威胁要求我们付出更多努力。
我们需要能够展开这些棘手的对话—甚至有分歧—同时仍然彼此尊重。最近几年，太多的时候，我们美国似乎忘记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点已经改变了。
美国将审慎使用我们的力量，特别是我们的军事力量，作为解决海外冲突的方式。我们将避免我们有原则的雄心与我们愿为实现雄心而承受的风险之间的失衡，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当我们把战线拉得过长的时候，我们阻碍了我们对其它那些可能对美国人民生活带来最大冲击的挑战的聚焦能力。
最后，我们的一些盟友想知道，我们对他们的安全承诺是不是持久的。他们听到我们说“美国回来了”，然后就问—回来多久？
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我的回答如下。
绝大多数美国人民—来自两个政党—支持我们的同盟，即使他们在其它许多问题上因党派划线而有分歧， 这是有原因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国会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一直在向我们的盟友保证，我们的承诺是坚定的。这是因为，我们不把我们的同盟关系视为负担，而是作为一种在塑造一个反映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时获得他人帮助的方式。
然而，要想牢固维持这种支持，我们这些有幸在世界舞台上代表美国的人必须要确保我们的同盟关系为美国人民带来成果。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
我们必须不仅显示出我们的同盟防御的是什么，还必须显示出他们捍卫的是什么，比如各地所有人民得到平等和体面待遇的权利并尊重他们的基本自由。仅仅因为我们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反映现实的世界，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塑造一个可能的世界—一个更加安全、更加和平、更加公正、更加公平的世界，一个有着更好的健康、更牢固的民主、更多人有着更多机会的世界。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有一个积极的愿景，可以把人们凝聚于共同的事业。这是我们的对手们拿不出来的。这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之一。
我们成为可信盟友的意愿在这里与满足我们公民的需要结合在了一起。不维持有效的同盟，我们无法打造一个为美国人民带来结果的外交政策。不向美国人民显示同盟如何为他们带来成果，我们无法维持有效的同盟。
七十年前，一名在新泽西州迪克斯堡受训的美国陆军列兵写信给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他当时是首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这位列兵在信中问艾森豪威尔，除了他原话所说的“杀人或被人杀”之外，他当兵效力还有没有更多的意义。
艾森豪威尔是饱经风霜的现实主义者。他亲眼目睹了战争造成的破坏。他对让美国人冒着生命危险捍卫盟友的生死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然而，他仍然相信，就像他在给这位士兵的回信中所写的这句原话—“真正的人类目标包含着某些比强者生存远远更为丰富、更有建设性的内涵。”
他写道，美国及其盟友必须一道努力建设一个根植于共同价值观的体系。这些话语跟指导我们美国日常生活的价值观没有什么不同，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试图以文明、公平和公正的方式解决时刻摆在我们面前的诸多问题。”这不意味着试图解决世界上的每一个问题。但是这意味着，当我们必须应对某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我们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同时即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也是我们谦卑的源泉。艾森豪威尔对那名士兵说，他希望他的话语能够给他提供“一点点乐观和信念”。
如今，艾森豪威尔无法想象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挑战。但是他知道，不管出现什么新的挑战，我们都希望与有着共同价值观的伙伴一道来面对。
去年是我们各国历史上最具挑战的年岁之一，我们仍然没有走出这场危机—虽然我们已经真实地看到了让我们感到希望的理由。但是我们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为我们提供了不止一点点的乐观和信念。它向我们显示了前行的道路：团结在一起，根植于我们的共同价值观，不仅致力于重新建造我们的同盟和伙伴关系，而且一道来重建得更加美好。如果我们做到这点，那就没有什么我们不会克服的挑战。非常谢谢大家。
